在枫树山林场的日子 --作者乔生

瓷都晚报发起了《激情燃烧的岁月》知青下放回忆活动。我也读了几期，勾起了我在枫树山那段激情岁月。几次想动笔，可我在枫树山林场下放的时间很短，可是现在想起来也非常有意思。毕竟在那个年代，都是燃情岁月。

1976年我高中毕业，1977年3月14日我便响应党的号召下放到景德镇国营枫树山林场浮西分场渣村。那年我刚满17岁，一个不懂事的大孩子，说是响应党的号召，其实也是父母的无奈。我在家排行老三，老大是天经地义的留城，老二因病留城。老三的我不下去那可是害了全家。在那个年代我们的个人命运不是自己说了算，一切听从“党”的安排。还有在那个年代要上大学就必须下放，那时管叫工农兵学员。当时我非常想读艺术类大学，下放是毕竟之路。

开完热热闹闹欢送会就下去了。就是现在的浮梁渣村。现在开车只要20分钟就到了，可在那时则要4个多小时，完全就是靠两条腿走路。

那时的农村和现在的农村是完全的两码事。没有收音机更不要说电视了。白天鸡叫鸟鸣晚上就只有不时的狗犬，安静的不得了，都可以听到树叶掉到地上的声音。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孩子上午到了下午就感到非常地寂寞。这个时候一个老插队的有5年历史的大哥哥来看我们，不一会他就把他的悲观情绪全部传染给了我们。我们一下子感觉到看不到未来的迷茫。当时下去的男生有八个女生就只有四个。男生中居然有二个是文盲。所以也不全是知青。

我们是林场的知青点，没有插队的苦。吃饭在食堂里吃，可就是吃不太饱，菜也非常地差，10天半月也吃不到一块肉。那时带我们的是一个思想很先进李队长，夏天4点半准时要我们起来上山干活。也就是把杉树描边上的杂草除掉即可，就这样一干就是大半年。由于我养成了天天晚上写日记的习惯，那大半年也就过得不太寂寞。记得那时我情窦初开，喜欢上一个和我同龄的女孩，叫吴丽萍，很漂亮，白白的皮肤，眼睛不是很大切很是温柔样。由于那个时代的我只有17岁，很不懂事，又不知道怎么去痛爱女孩，结果引得他人的嫉妒，给挖掉了。现在想想，那女孩比我懂事多了，有个好劳力帮她干农活，她就很满足，而我人又小又矮没力气，她怎么也爱不下去是很自然的事。自回到城市里近30年我再也没见过她，有时候想想真的是很蹊跷。

有一次我病了，发高烧，那时的乡下居然没有任何药吃。第三天那李队长也只好让我回家，陪我回家的就是那个非常讲义气的文盲李贵福。我带着高烧慢慢用腿走回了家，边走边歇，拖着疲倦的身体从中午走到晚上8，9点才到家。第二天病居然好了。想想那是的生命力是多么地顽强。大半年的林场生活就快要过去了，我们也慢慢地适应了从城市到农村思想和生理的全过程。身体也强壮了很多。随着秋天的来临，枫树山林场浮西分场举行一年一度的大会战。也就是枫树山林场浮西分场集中所有的好劳力，把整个近千亩的原始次森林全部砍掉（现在想想这是多么愚蠢的经济行为），种上经济树杉树。这种大会战和当时农村秋冬大兴水利一样，真是很苦很苦很瑞累很瑞累，苦的不可想象。我终于用大半年的工资（18元一个月）买了一辆破自行，这样每个礼拜就可以回家一趟，吃上妈妈为我准备大餐，几块腌菜烧肉。来到大会战的地方，就是今天的三宝。记得那时的三宝很穷很穷，几乎全是黄泥巴屋，晚上经常可以看到绿绿的豺狼眼睛，路的俩旁就是日夜不歇的冬冬咋响的水堆。感觉那是乎就是鬼屋。我们几百号人就住在一大工鹏中，睡的就是杉树棍铺大通埠的床，我们有时戏称为跑马场，这在当时也无所谓。

在整个下放时间里，我就对枫树山大会战之苦之恶之狠和政治上之“恐怖”记忆犹深。三个月没有吃过一块猪肉。到现在我都见了海带就很难受，就是那个时候吃得太多了。三十年前的景德镇，尤其在山区是非常冷的。十二月份要五点半起床，半个小时的洗漱完和吃上早饭就要上山了。到了山上工作面时（3到5公里的山路）天就开始朦朦亮了。那时候的大会战工作方式用现在的观点来说简直就是破坏原生态。把山上几乎所有的原始次森林连根全部砍掉再放一把火烧掉。78年还烧死了一个老职工。那可是几十公里漫天大火，要烧一二天，放火的全是有经验老职工，结果还是烧死了一个老职工，可见其危险的程度。几千亩山林要在来年春天全部砍完烧掉，把树根挖掉再复垦一遍，第二年种上小杉树苗。这是一项非常艰巨工作，任务必须完成，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全体职工卖命。在那个时期没有任何奖励，就是政治军事化管理，对于任何不利于大会战的人，轻则桂牌游行示众，重者打成反革命。有一个老职工他因家庭纠纷打了老婆，结果是他桂了一个礼拜牌子，天天早上五点半就打着脸盆高喊，“我是打老婆的破坏大会战的，起来上班喓。”用这种近似羞辱人格的方式要大家服从。还有一下放知青，因买附近农民的甘蔗有纠纷也桂了牌子。更为可怕的是在一次开会是有一个老职工没有很好的接受批评，当场被李场长喊令绑起来挂牌子。这就是当时最为‘’恐怖‘’的左倾政治手段。那个人都不敢有半点马虎对待分到每个人的任务。二十多年后我又在枫树山总场看到了这个当年哪吒一时的英雄李场长，止时已英雄暮气，非常慈祥。谈到当年他的所作所为，他说那是时代的错。对于这一点我认为是完全推卸自己的责任。

1977年11月国家首次恢复高考。我当时下放的目的就是想读大学，那时的工农兵大学。要高考就得复习，可在这种地方是根本没有时间去学习的，一天的劳动已经把你累得要死，那还有精力去学习。我在请假未获批准的情况下就偷偷的逃回家中复习。可还没复习一个礼拜这个李场长就来到我的家中。目的非常明确，回去上班。考大学是好事，但不能破坏大会战。如果不上班破坏了大会战即使考上了也不让你去。那时的基层就有这个权力。个人的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真是时代的悲剧。结果可想而知。那年我考景德镇陶瓷美术学院，考得第十二名，也体检了，可陶瓷学院在景德镇地区只收十名考生。

唯一幸运的是我回去上班那个李场长没有处理我。我当时担心的要死要挂牌子示众。这是我唯一看到他的人性光辉点。
那时我17岁，非常单纯，只有理想，没有阶级观。非常不理解这个无产阶级的代表李场长，他的人性在那。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就和一个四类分子玩的非常好。那人姓刘。在解放前读过中文大学，所以家乡让他当过一个时期的保长。也就是现在的居委会主任的职务。解放后又读了园林类大学，知识非常丰富，我常常到他那讨教，建立了非常深的个人友谊。他可是中国整个旧知识分子在解放后悲剧的缩影。他们才是尝到了人间地狱般的苦。他们365天从来就没有休息过。下雨天不要上山干活，他们可要挑劈柴。动不动什么人都可要使唤他，没有半点人的尊严。为这事这个李场长还在大会上点名批评我， 说我下放

是为了接受农民的再教育，

可一有时间就和四类分子搞在一起，什么阶级立场。我回城后还和他来往。多年后他被平反了，在园林处上班，职务是园林工程师。

由于77年首次高考落榜，我的心情极度不好，感觉再在枫树山呆下去没有任何前途，要想再次考上大学只有离开这个“鬼地方”，不久我就通过父亲关系，再一次下放，来到了现在的谓水公社王港小学当民办老师。

后来我被谓水公社叫去画毛主席和华国锋主席大型油画肖像。那年我只有18岁，画的非常象，当时轰动一时。

后来我终于因读书离开了农村，但不是读美术大学。这是我一生的遗憾。75.76年同时在一起进行美术培训的曹春生，李斌，龚询明等现在都是教授级的人物。

再后来，我们同去枫树山的知青几个或读书或顶替回到了城里。还有2个知青没有离开枫树山。总场为了照顾这些老知青，几乎都让他们进了枫树山办的工厂工作。他们现在生活非常稳定。

再后来的今天，我经常看到我那些回城的知青伙伴在街头打摩的。真是感慨我们这一代人什么都遇上了。出生时遇到三年自然灾害，读书时遇上了文化大革命，青春时又遇上了下放，现在的下岗，医改什么的又都遇上了。

现在那个李场长和我的“四类分”子刘老师都已相继离开了人世多年。

我现在因职务的原因经常去三宝看和拍摄陶瓷文化之源。看到那山上茂盛的杉树林感慨万分。那里有我们的血汗和我们这一代枫树山知青的难忘记忆。

我现在希望我的那些知青伙伴见到我这篇回忆录文章后，也写点他们的感受或约我见见面述述旧。我的电话13807989011.